【摘要】现代行政法的变迁与行政模式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

假若对此做狭义理解，从实证法的角度看，即使日本在遭受他国武装冲突之时也不得行使其自卫权。《日本国宪法》第9条第二款的规定还关涉到日本自卫队合宪性的争议。

[23] 陈慈阳：《宪法规范性与宪政现实性》（第二版），台北：翰卢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22页。在立宪主义兴起之初，传统的宪法学理论倚重人民主权（国民主权）学说服务于制宪的理论需求，难免透露出强烈的革命主义倾向，而在革命浪潮席卷欧陆之后，新兴的宪政法治国家随之建立，实证主义宪法学逐渐将立宪时代宪法所荷载的价值和理念予以贯彻和融通并形成了蔚为大观的景象。修宪权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化了的宪法制定权力，若修宪权将应称为是自身存立之基础的制定权之所在（国民主权）加以变更，则属于所谓的自杀行为，在理论上不被容许。一、宪法修改的限制理论 在宪法修改有无限制的理论争议中，学界存在着无限制说和有限制说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9] 最后宪法核心还存在于实证宪法关于修宪条款的法规范。

由此可见，日本宪法第9条所宣示的交战权之放弃明显使得日本失去了经由宣战而发动对他国战争的可能性。其次，宪法修改的限制理论在功能上保卫了对宪法存立具有本质性重要意义的宪法核心，对于德国和日本而言，尊重基本人权原则、国民主权原则、民主原则、法治国原则和和平主义原则都可以被视为不可变更和不容侵犯之宪法核心，从而都应该成为两国宪法修改的界限。[2]这篇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反复播报的权威文章虽然被认为充满萧杀之气，可仍然把社宪派与西化宪政派做了区别对待。

萧高彦进一步指出：假如citizen和regime/politeuma两个元素体现了亚里士多德在讨论城邦秩序理论中，已经尝试结合民主参与、精英统治这两个政治哲学概念，则在现实政治中，也就是说在城邦政治当中，他提出由democracy与oligarchy（寡头政治的执政集团——笔者注）混合而成的共和政体成为可实现之最佳政体，便完全不令人意外，所以……这个regime是在希腊城邦政治的条件当中把贵族权威的因素跟民主参与的因素很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没有难以兑现的直接民主，只有对所谓人民主权的彻底虚拟化。  转型中国境遇中古典宪政主义传统的当代复兴 作为当代宪政主义的一种学术新思潮，宪政社会主义的宪政观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广泛汲取百家思想精华，提出了一套中国宪政实践的新的思路与新的可能。但避免出现颠覆性错误的关键，首先就在于能够准确把握新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

理想的宪政民主共和政体应当是三个功能层面的有机结合，这种结合构成了民主结构的三个层次。尽管一些人口口声声宣称要挣脱意识形态的束缚，但仍难免要受到另一种倾向的意识形态之蔽的影响。

城邦的形式是政制（regime，刚开始也被翻译成宪政）。如果执政党对社宪派思想持压制态度，那么大部分支持或同情社宪派思想的社会力量势必会因绝望而出走，他们不会再去容忍或支持现体制秩序，而是出走到西化宪政派阵营成为改变平衡的决定性力量。限于篇幅，我们在此仅借助台湾学者萧高彦教授对古希腊的古典宪政主义思想的剖析，来阐发宪政社会主义的宪政观的思想源流。显然，在哈贝马斯这里，社会高于国家，生活世界高于系统，或者进一步说，政治公共领域高于国家公共权力领域与市场规则领域，公意高于权力与市场。

[27] 萧高彦：《亚里士多德与西方古典共和思想之形成》，载于张桂琳、庞金友主编的《西方古代中世纪政治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5～26页。两种竞争机制各有利弊，需要进一步开展理论模型分析研究与民主实验试点研究），但却更具有改革的根本性、彻底性。最后，请允许我再次用恩格斯在1891年5月说过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如果我决定要讲话，任何国家的任何党都不能迫使我沉默。但自由民主主义与宪政社会主义的分歧在于，除了选举民主之外（一般而言，经过竞选选出的人本身就是或者将成为社会精英），我们是否同时也需要积极推进广泛深入的参与民主、话语民主、电子民主与协商民主等等以增强民主的实效性？除了代表众意的社会精英之外（这些精英是自然涌现的），我们是否还需要组织和培养有志代表公意并具有公意价值取向的人民精英？我们的答案无疑是肯定的。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巩固政权的前提下，把竞争机制引入公共政策领域也即实行治权民主化改革，努力实现政府善治，解决政府治理的合法性问题。不照搬他国宪政制度，立足国情创设适合本国现阶段要求的宪政制度，这在西方学者看来也是无可争议的常识，而容易产生争议的问题往往在于具体内容，所以他们一般更为关注特定的制度变革的条件、适应性与具体的宪政制度内容及其性质。

政治价值共识层面、公共政策竞争层面和集团利益表达层面，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分别解读为执政层面、施政层面和参政层面。审议院议员所属选区主要是按照一定的利益群体或社会界别来划分（也即推举单位或选举单位），而立法院议员所属选区则是按照人口和地区来划分。

事实上，百余年来，自由主义思潮始终没有能够完成本土化使命而在中国社会扎根，也难以获得强大的民众动员能力并成为社会主流思想，至今其社会基础都很薄弱，以至于很多学者都不得不承认中国的自由主义不是多了而是过于稀薄了，使得其天敌——封建专制主义遗毒得以大面积蔓延。相反，基于利益多元化的众意则必然是多元的，而代表、促成、整合和实现众意的利益集团政治组织也必然是多个的。这样一来，他就突破了以神权或王权为基础的中世纪主权理论和古希腊‘混合政体说，建立了‘法律民主化的命题，彻底的个人意志自由必定要求法律本身的民主化（否则人们在服从法律时无法像‘服从自己本身一样）——这就是卢梭的‘公意思想的精髓，是他对现代民主理论的不朽贡献。审议（院）功能区域的党员主要是指各级审议院中占据公意政党组织议席的议员，他们和其他审议院议员一样，只对其选举单位或派出单位负责，其中来自党的中央机关的议员当然接受党的中央机关的直接领导，并在审议院发挥积极的统战协调功能。而公意则是抽象的，它试图体现国家全体成员的普遍利益或根本利益，不一定与多数人的利益表达相一致，也难以简单地经由多数票决制来形成。现在看来，这种译法更准确，更符合古拉丁文communis和德文Kommunismus原意。

个人意志一般地总能集合为众意，而众意却有别于公意。我对于卢梭之争的基本态度是：宪政社会主义认为应当对包括卢梭在内的所有思想家都必须保持理性的批判精神，但不同意对扭曲再作任何反方向的扭曲，将作为‘现代民主制精神之父的卢梭妖魔化。

在哈贝马斯这里，则是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分立，也即权力的政治系统、资本（金钱）的市场系统与话语交往实践的生活世界的分立，而按照民主的要求，生活世界应当高于系统，也就是说，在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应当存在一个公共领域，它以生活世界为根据，遵循交往理性原则在这一公共活动平台上形成公共舆论和公共政治意志，并输入到系统中，使系统的规则与运行符合生活世界的需要与要求。行政机关系统党部应坚持信仰统一、纪律统一、组织自主、依法行政，它无权干涉行政过程，其作用也仅仅在于保证党员的先进性、模范性（也即公意取向性），以及依法在国家行政机关考察、培养党籍公务员。

[6] 刘大生等人曾主张过党主宪政，马立诚先生在《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一书的华炳啸：超越自由主义，走向宪政社会主义章节中误把宪政社会主义的精髓说成是党主立宪，高放先生因此发表文章指出：据查，华炳啸从未提过‘党主宪政或‘一党宪政，他始终主张的是人民民主宪政。因此，他们没有兴趣去具体了解不同宪政学派之间的观点异同，反正不都是要限权吗？只要限权就是不行。

从某种角度看，由多元利益表达层面到二元公共政策竞争层面再到一元战略共识层面，是一个公民利益诉求与政策反馈信息不断集约和过滤的、导向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化的合理过程。因此，从理论意义上展望，经历了革命性的转变的立党为公的公意型政党理应走下神坛，回归社会、扎根社会、引领社会，成为公意聚合型公民社会的核心力量。[28]华炳啸：《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西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修订版，第29页。这种必要限度的独立状态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在党的中央机关领导下的党部功能区域自治，坚持信仰统一、纪律统一、组织自主、司法独立。

贝克说：无论你是属于左派（哪怕是左翼中的左翼），还是属于右派（哪怕是右翼中的右翼），你都能在卢梭这里找到你的信条。众意政府世俗而现实，温和而宽容，公意政府则崇高而理想，激进而不妥协。

古典宪政主义在西方以古希腊式的古典宪政主义和古罗马式的古典宪政主义为代表，在东方以儒家宪政主义为代表，这些思想都各具特色，并具有不同的当代价值。审议院的功能在于表达众意，而立法院的功能则在于表达公意。

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10月7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在公意政党组织的中央领导下的党部或政府执政团队，则处于公共政策竞争层面，发挥着在政治竞争机制中制定具体公共政策和实施具体公共政策的公共政策运作功能。

……如果说全国人大之下的立法院（现人大常委会）议员具有作为人民精英的公意取向，那么同样在全国人大之下的审议院议员则具有作为社会精英的众意取向。[24] 宪政社会主义认为：公意，来自于宪政制度下多重交叠的民主政治场域。这种中国式的古典宪政主义价值体系及其历史经验，与西方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古典宪政主义虽有相通之处，但也显示出很大的不同，值得再深入研究。[11]转引自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4年版，第5页。

著名卢梭研究专家、卢梭通信全集的编辑者、剑桥大学教授里奇（Ra1ph Leigh）表示怀疑托曼是否认真读过卢梭的著作。面对前所未有的执政风险，中国共产党究竟在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基础上（在传统的精英集权的基础上？抑或在现代的宪政的基础上？）实现长期执政、如何执政，已经成为了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在以人民民主制理想为旗号的国家里，实行议行合一原则的唯一的最高权力机关一般是人民代表大会（实践着人民主权不可分割的原则），并且只存在一个全心全意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即公意的组织（政党），人民以及国家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接受公意组织的指导，而公意组织的意识形态则类似于卢梭的公民宗教。

为此，我们提出了基于宪政制度安排的政团政治功能分层理论。进入 华炳啸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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